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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我国药物开发水平是否超过上世纪70年代?既不是，也是。说不是，缘于如今上市的药物、已经被广为宣传的药物，其创新程度并没有达到我国1970年代的水平;说是，则是因为我国医药人才增加、研究和研发条件改善、投资环境改善，在默默推进的研发工作中，可能有创新程度很高的药物。
实际上，在药物研究历史上，特别是上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我们有可圈可点的工作成就;但如今，我们的药物工业并没有满足人口大国的需求。其原因深究起来，还是新药创新能力不足。
上世纪70年代药物原创的圈点
1923年至1925年，我国著名药理学家陈克恢博士在北平协和医学院工作的两年期间，发现麻黄素的药理作用，虽然其化学分子是日本科学家从中药中提取的，但其正确的药理作用却是陈克恢发现的。药理作用直接影响其临床应用，陈克恢的原创性为全世界药理学界公认，甚至超过了他以后在美国礼来药厂作为主要科学家、在美国药理毒理学会任理事长的工作。迄今，麻黄素及其衍生物还在全世界继续应用。
1941年至1948年，我国药理学家张昌绍以及合作者从中药常山中分离单分子——常山碱和常山新碱，具有抗疟作用，期间超过美国加州理工学院教授的工作，具有无可置疑的原创性。
1971年，屠呦呦和同事们从中药青蒿中分离获得青蒿素分子，成为新一代抗疟药物，原创性和实用性总体无疑为中国第一。
1973年至1979年，哈尔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的张亭栋和同事，根据民间传说，确定砒霜及其化学成分三氧化二砷可以治疗急性早幼粒白血病(APL)，具有高度的原创性。
1987年，上海第二医学院王振义教授在1977年美国Breitman等、1983年日本Honma等人体外实验发现维甲酸可分化APL白细胞的基础上;在1983年美国Flynn等分别用13-顺维甲酸成功治疗APL个案的情况下，在缺乏13-顺维甲酸的情况下用全反型维甲酸治疗APL获得成功。1987年，王振义课题组以黄萌茸为第一作者在《中国医学杂志》发表文章。此后，法国医生确认全反型维甲酸作用确实强于13-顺维甲酸。今天，三氧化二砷和全反型维甲酸为APL治疗的标准，这些工作对病人很重要，无论是歪打正着，还是事先设计，也都有一定原创性。
当前我国热门新药创新的不足
今天，我国热门的新药有生物制药、免疫治疗(含药物和细胞)、化学药物三大类，但种种问题暴露出：还不能说我们的创新能力已经跃居世界前列。
生物制药我国近三十年“山寨”国外的例子很多，曾出现过学生从自己老师公司抄袭有用药物的事件，也有把国外以前和今天都认为无效的分子，变成在国内可以销售给病人的产品这样神奇的骗局。
对免疫治疗的药物和细胞来说，依据同一个原理、同一种作用的抗体或细胞，每个课题组、每个公司可以打出不同的分子细节，而专利又不予保护，所以蜂拥而上，大家竞争。如果有效、便宜，对病人当然有用，但原创程度不是其特点。而日本在1992年发现的PD-1免疫抑制分子经过药厂努力，2014年就上市了，这是从基础到临床一条线连续作战的结果。
2010年代与1970年代新药创新的比较
在资源投入和人员参与两方面，我国新药研发远优于1970年代，而且确实拿到了可以批准的新药，不仅降低了药价，也支持了中国本土药物工业。
在对国外专利法理解方面，我国现在懂得更多，对企业利益保护能更有利于我国本土企业。
在药物化学结构改造方面，中国在上世纪70年代以前就会。现在改造和修饰原有药物的能力高于上世纪70年代。衍生药物可以合法地作为新药，但其过程并非一目了然，需要多试。能够成功地衍生药物，是值得肯定的成就。只要能为我国病人带来福利，合法地仿制和衍生是我国应该支持的工作。
至于有钱的企业买国外药物到中国来做临床试验，是好事还是坏事?目前难以预料。我们都知道，当中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让国内报批药物的机构自查资料可靠性的时候，80%左右的被自行撤回，也就是自己都觉得不可靠。
但是，我国药物创新到什么程度了?我国今天上市的化学药物能否被称为“两弹一星”?“两弹一星”虽然是原理已知、国外已有，但绝大多数国家并不能从原理来制造。在“两弹一星”研制过程中，我国老一辈科学家和技术人员创造性地动脑筋，设计建造都有创新。
鉴于此，过高估计我国药物的原创性，不仅影响产业导向、影响病人理解，也可能直接�：ιЪ�。实际上，国外的原研药专利很快到期，药价将很快下降，仿制的厂家猛增，而国外新一代作用更强、副作用减小的药物也很快将上市，我们不能因为自己宣传而麻木不仁，后害自己。之所以有这种过度宣传，一方面是药厂需要;另一方面可能是我国新药专项投入经费后能够拿出手的成果太少，有关方面急于希望有东西给社会和病人彰显，只好以此交差。
中国新药创新有望打破西方神话
我国药物研发不仅与美国有距离，而且也还不能与瑞士这样的人口小国、药物研发大国相比。虽然我国现在已经研制出的药还有待提高，但是我国新药开发也有不少优势：一是生物医药和化学界培养和积累了大批人才;二是药物研发投资链的建立、投资意向的增加;三是在有些药厂、有些机构、有些实验室不广为人知的工作中，有些是默默推进着重要的、很有潜力的、原创性很高的、可能很有效的新药。
再乐观一些，国外所谓“十年十亿美元一个新药”的神话，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打破。陈克恢、张昌绍、屠呦呦、张亭栋等人没一个用了很多钱，恐怕关键研究加起来不到几十万元。国外大药厂初也不是靠大量经费成功，而是百年前一些药厂有很好的团队。应该说，今天西方的神话与大药厂高管不思创新、极力避免批评而保住自己职位造成大量失败有关。这种神话普遍影响中国，是不敢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未来，如果我们掌握药物替代和研发规律，依据基础研究发展而获得洞察力，如果各方面有担当，有望打破这种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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